（京都叫卖图）再现了清末民初北京街头的风土人情。

      春季，含卖瓜子儿的、卖口琴儿的、卖杏仁茶的、卖蜂糕爱窝窝的、卖豌豆糕的、卖芦笛儿的、卖元宵的、打糖锣儿的、卖花样儿的、卖布的、摇大鼓的、摇堂鼓儿的、摇铃儿的、卖油炸果（鬼）的、算命的、卖花儿的、计16种；

     夏季，含卖粽子的、卖果子干儿的、粘扇子的、剃头的、修脚的，计5种；

     秋季，含卖月饼的、吹糖人儿的、沙锅挑子、卖盆儿的、卖油的、卖糖的、打瓢的、缸炉 薄脆、卖炭的、卖膏药看病的、卖洋铁壶的、买潮银子的、卖磁器的、卖粗磁器挑子、锔碗儿的、换取灯儿的，计16种；

     冬季，含卖不灰木炉子的、卖萝卜的、耍鳌山灯的、耍耗子的、耍猴儿的、耍狗熊的、耍傀儡子的、跑旱船的、卖石榴花儿的、卖黄历的、卖画儿的、卖门神的、卖灯支碗儿的、卖酪的、卖年糕的、卖芝麻秸儿的、磨刀的，计17种。

     中国是一个城墙里有城墙的国家。从著名的长城（约一千五百英里）到农村农民简朴的泥墙，墙的大小各不相同。第一道墙约始于公元前240年，是为了抵御鞑靼人的入侵，被列为世界奇迹之一。后者每天都由乡村人民修建，以保护他们的家院和微薄的财产免受流浪汉或者野兽的侵害。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墙——城墙、宫墙、衙门墙、富人家的墙与穷人家的墙。毫无疑问，这些墙壁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民的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它们迫使中国家庭为自己建造一个小型的封建时期的城堡, 家庭或家族可以撤退其中并关闭大门（以保护自己免受外部的威胁）。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兴盛与衰败都在这些墙中上演。所以，被墙围住的小院子中的中国普通家庭就是这个伟大国度在更低维度上的映射。这个小院子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世界，特别是对于妇女们，对于她们来说出门，突破家庭的局限与封建束缚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中国生活的封建性质，叫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上普遍存在并且被接受的经济活动形式或组织。

      女性除了在难得的场合如庙会之类的活动中，几乎不能离开家去商店或市场购物。实际上，所有的习俗和传统，更不用说她们的缠足，都使得中国女性很难离开自己的家去寻找生活必需品。因此，各种各样的小贩应运而生，在中国生活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数量众多——他们出售、购买、交换、修理、娱乐，并以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式满足人们的个人需求。

     因为人们居住在院墙内，所以各行各业的小贩都会有一种独特的叫卖声，用以宣告他们的到来。这是他们推销自己的唯一方法。这些吆喝声各不相同，每个叫卖者都有自己的特点，叫卖方法也各有不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叫卖习俗，一些习俗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有趣的是在中国各地同一类小贩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种乐器叫卖。不同地区的吆喝声更易变化，且在全国各地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这些小贩有许多种方式来吸引院墙内居民的注意力。有些用唱词或歌曲来叫卖自己的商品，以取悦听者。其他人则用响亮刺耳的叫喊声，仿佛魔鬼本人也要卖些什么，而极少数则没有任何声音或吆喝，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如何生存的。有些人叫卖时毫不费力，既不讨好也不惊扰。也许最有趣的是那些使用各种各样乐器的小贩，这些乐器从起源于西藏的佛教庙宇号角到击打水壶、葫芦或其他出售的物品来发出声音。但无论是白嗓吆喝还是乐器，小贩的宣传都充满了丰富的听觉色彩，是北京胡同生活的一大特色。

北平的“声音”

     一个耍猴艺人，手里敲着小锣，还牵着一只羊，至于被他耍的猴子，穿着一身小红褂子，骑在他背后的箱子上。

      清人《燕京岁时记》当中对耍猴描述得更详细：“耍猴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紗，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其余扶犁跑马，能听人指挥。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马者，以羊代马也。”

      在没有广播电视和游戏机、电脑的时代，耍猴算得上是最可一看的乐子。一听到小破锣发出叮叮当当声，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聚在一起围观。其实演一圈耍猴，实在挣不了仨瓜俩枣，但是小猴子绕场一圈伸着毛茸茸的小手儿讨钱时，脸上那种期待的神情，大眼睛闪着泪光地望向自己的样子，还是忍不住从口袋里把卖糖人的零钱掏出来扔在地上。看着小猴子把钱捡起来，恭恭敬敬送到耍猴人手里，那股美滋滋儿的样子，心里头有甘是酸，也是一种京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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